◎ 薛忆沩
1964年出生于湖南郴州，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1981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85年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之后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1996-2006年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
1988年《作家》杂志刊出中篇小说《睡星》。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0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曾入选林贤治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
● 长篇小说《遗弃》最早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
● 散文集《与马可·波罗同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
● 书评集《文学的祖国》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
（下图左起）
早报记者 石剑峰
薛忆沩是一个常在文学界传说的名字，但他的作品单行本很难在市场上买到。他的小说或者随笔，偶然出现在《收获》或者其他杂志上，但就算如此，很多作家和批评家都知道薛忆沩的重要性，而总有那么一个很小的忠实读者群也一直关注着他。
昨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联合出版了薛忆沩作品集5种：长篇小说《遗弃》、书评集《文学的祖国》、微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散文集《与马可·波罗同行》和《一个年代的副本》，其中一直在文学界传说的《遗弃》是自1989年以来第三次出版，也是薛忆沩重写之作。昨天，第一次来到上海的薛忆沩参加了在上海作协举办的作品发布会，前天作家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采访是在上海图书馆宾馆，坚持长跑25年的薛忆沩刚刚完成从上海图书馆到外滩的晨跑，在薛忆沩看来，长跑有助于快速恢复体力投入到写作中去，“写作就像长跑，重要是在坚持。” 薛忆沩现居蒙特利尔，无论是在北京或者深圳时期，还是如今隐居加拿大，这位其实一直在写作的作家，最常的生活状态是与他熟悉的人保持距离。甚至在文学界来说，隔了太平洋，他跟中国这边的文学圈更没有太大关系——虽然本来关系就不大。就像他在《遗弃》里的主人公图林一样，他要独自生活，思考写作。但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成就，从不怀疑，甚至相当自信。
《遗弃》和一个国家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
东方早报：《遗弃》带有一点传奇色彩，它出版于1989年，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看过这部小说，后来因为何怀宏（北大哲学系教授）在1997年的推荐，很多人都想去看看这部小说，而这次是这部小说的第三次出版，你也做了很多修改甚至重写。能具体谈谈《遗弃》这部小说被神化的过程吗？
薛忆沩：谈《遗弃》之前，我想先谈谈“偶然性”。我的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的出名是一次偶然，当时《人民文学》约我写个小说，但我当时没有三四千字的小说，然后对方问：“你不会写一个？”我就在街上走了半个小时，回来后就写了给他们。他们说很好就发表了，但没有任何影响。直到2000年，我写了《首战告捷》，当时我每年给《天涯》一个短篇小说，那年我就准备给它这部小说。但是过了两三个月都没有反应，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天涯》上刊登的小说，但不是《首战告捷》而是《出租车司机》。后来一问才知道，我当时点错了文件，于是寄了这个小说。但因为《天涯》的刊登，很多人都读到了这部旧作。这又是偶然——一个人的失误造成了这个名声。
回到《遗弃》，当小说在1989年出版的时候，我对这部小说期望很高，甚至认为这部小说会走向世界。直到小说出版7年后的1996年深圳全国书市，一天周国平（学者、哲学家）带着何怀宏到我家来，周国平提到我写过的这本书，何怀宏就想看，于是我给了他一本小说。然后一年又过去，到了1997年，一个朋友突然打电话要我去看《南方周末》，那一期里有何怀宏的一篇专访，那篇文章旁配着他推荐的三本书，其中就包括《遗弃》。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把这本书讲了一下。当时我说，这部小说包括作者、编辑在内，大概只有17人看过这部小说，其实这个说法也不科学，后来我遇到一些人，其中就有说看过《遗弃》的。但这部小说在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确实没有多少人看过。
东方早报：但是我也知道，这些年一直有出版社希望能重版这部小说。
薛忆沩：其实1990年代我在广州读书的时候，是想过放弃写作的。很多人要求重印这部小说，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需要重写。小说里面很多段落有胡搅蛮缠的感觉，那是年轻时候写的，现在让我重写就会清晰很多。这也是我这一两年写随笔的收获，让我的思路更加清晰。但就算重写，框架还是在的。
东方早报：就算你对这部小说做了相当改写，但这部小说依然带有很重的1980年代痕迹。为什么？
薛忆沩：在重写过程中，我有意强化了小说的1980年代痕迹。但是对1980年代背景过于强化，这部小说又过于中国化。小说写于1987年，那一年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每天都有重要事情发生……这本书的命运、一个作家的命运就如此和一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995年，我重写了这部小说，但写作是多么需要耐心和耐力。
文学批判性
不是说批判现实
东方早报：《遗弃》出版于1989年，但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部带有预言性质的小说，比如你在小说里说：“1980年代将以戏剧性结束。”小说的创作开始于哪一年？
薛忆沩：小说创作于1987年，这部小说经过了后来的重写，所以可能更加强化了小说里的“预言”部分，把指向更加明确。比如我在小说里写到，因为物价飞涨，外婆抢盐，去年日本大地震后我们不是又经历了一次（抢盐）。
东方早报：在我看来，这是一部与体制不合的小说，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体制，包括各种人际关系。是否这样？
薛忆沩：是这样的。当时有句话，所有制度都无法拯救人的危机。我在这里反对体制，但没有歌颂资本主义。在当时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体制”是我写作时明确的对象，我在这里反对的是一切对人的约束。我现在越来越清楚对于自由的思考，但当时肯定对“自由”有比较冲动的想法，之后才慢慢有了更多理性的东西。
东方早报：与小说里不合体制主题相关的是，你这部小说对父权的反抗，而体制与父权其实是具有相关性的。
薛忆沩：没错。体制的基础就是父权。当年北岛写《城门开》，他给我看了《父亲》一文， 我就给他写了一个邮件，父子关系成就了许多文学大家，比如卡夫卡，比如《尤利西斯》其实就是写父子关系。但这部小说不是政治小说，其实我是一个美学狂热信徒。比如有人说曼德斯塔姆的诗讽刺斯大林，但也有人说，斯大林恐惧的是他的美学。为什么文学要发现这个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文学批判性，文学批判性不是说批判现实，不是指这个东西，而是看背后这个东西。这就是它的美学，文学是美，诗意。
东方早报：但在《遗弃》中，父亲的角色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又是可有可无，处于被遗弃的地位，但就算如此，父亲依然是小说主人公图林想要反抗的对象。
薛忆沩：在小说结尾，当图林看到父亲的状况，其实是给了他一个打击，他并不想颠覆父亲，颠覆就会带来空虚。《遗弃》主人公的下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最有可能的是他回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有点像毛姆的《刀锋》。
数学训练对写作有帮助
东方早报：你的学习背景是工科，这段经历对你写作的影响在哪里？
薛忆沩：我进校时的学号是18号，我们班当时36个人，我是居中，学号按照成绩来排的。但等我毕业的时候，我是34名。但整个学习生涯只有2次不及格，我只要刚刚好及格就可以。但我一点都不后悔选择北航，首先是学习工科和数学对我的训练非常有帮助，我只后悔没有学好电脑，虽然我在大学是学计算机的。我跟库切（南非作家）一样，都是学计算机出身，他还做过IBM的程序员。后来我去蒙特利尔读书，那个时候我一门课都不缺，一丝不苟地写每一个英文单词。
东方早报：在《遗弃》里有大段大段的哲学概念讨论，但你没有受过完整的哲学教育，你的哲学训练从哪里来的？
薛忆沩：我在16岁订的杂志是《哲学译丛》、《辩证法》，然后我到北航去读书，带了一个箱子，里面有很多的书，如《爱因斯坦的文集》、《小逻辑》，还有一些物理学家的这些著作，所以我一直在读。
东方早报：就你个人而言，你跟大众的关系一直很疏离，为什么？
薛忆沩：他们都说我不积极。从北京到这里来的火车上，对这些活动也还是不很积极。我拿到这本书，我也不敢看了，我叫其他人拆了给我看，里面果然有文字。有人说我是文学的异类，但让我不做异类，我可能更加难受。我做异类就还是我自己。
我几乎从来不参加各种公开活动。有时候大家把这个当作一个优点，但这也是我的自私，因为我写作不能受到任何打扰。西方很多作家都从来不参加公开活动，比如品钦。我不参加各种活动，但别人也说我非常随和。我其实能意识到这点。
东方早报：所以你从来不混任何文学圈？
薛忆沩：圈子文化就是顾彬（德国汉学家）所批评的，从古至今一直有。因为很反感那个东西，就特别烦。就算在1980年代，我也是游离于任何文学圈。从年轻时到现在，我和我的文学跟集体都没有太大关系，都是一个人。我吹牛自己是中国文学的在野王，四分之一世纪在野。
东方早报：你这种状况其实在《遗弃》里就有体现，小说里的图林就梦想着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个小地方隐居下来，思考写作。
薛忆沩：我在写的时候就是那么想，那是我从小到大的愿望，这可能是我内心过于丰富了。所以图林是蛮像我的，有这么一句话，所有伟大作品都是自传体。小说里图林的朋友“韦之”其实就是“我”，这个名字曾经是我的笔名。我另一部将在台湾出版的小说叫《白求恩的孩子们》，有一次母亲问我，小说里三个“白求恩的孩子”哪一个是你？是住在蒙特利尔的那个吗？我告诉母亲，那个13岁自杀的男孩才是你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