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奥运会如火如荼地进行，一位位出类拔萃的运动员在世人面前闪亮登场。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突破人类的极限，也在于个人坚韧的心志，但也不得不认清：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运动员的材料。

公元752年，李白发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高歌，至今仍为后世反复引用，用于安慰自己在社会磋磨下，饱经风霜的心，一遍遍在内心确认自己的独特性与价值感。

然而人是否真的，生而平等，必有大用？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临床心理学教授凯瑟琳·佩奇·哈登的著作《基因彩票》或许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思路和佐证。

书籍第一部分介绍了基因科学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成果及其广泛应用，包括解释人们在身高和体重方面的差异、预测疾病和学业的成功等。第二部分则致力于为遗传学建立一个新的道德框架。论证了为什么我们拒绝承认基因的力量，就会延续精英管理的神话，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就必须承认基因运气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将出生这件事等同于“抽彩票”。最近网络上很流行一种“投胎预约”的评论风格，即在家境优渥的博主评论区，以希望投胎成为其子女的言论，表达对其生活状态的羡慕和向往。是一种戏谑，但也是一种对当下难以逆转的贫富差距的妥协。

为人一世，相当于要抽2场彩票，一场是基因的彩票：每对父母都可以产生超过70万亿个具有独特基因排列的后代，我们只不过是基因随机排列组合的结果，也就是随机出现的70万亿分之一。另一场是家境的彩票：富有的家庭、颇高的社会地位可以极大程度上抹平基因上的差距，这种现象又被称为“结构性不平等”，是一切不公正的根源，放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许多人所吐槽的“资本家的丑孩子又出来演戏了。”

社会学研究中有一个向下拉平的现象，也就是当人们因为贫穷、性别歧视或政府压迫而无法继续接受教育时，她们拥有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就变得无关紧要。哪怕你再聪明，再天赋异禀，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也只能白白丢掉基因的眷顾。

因而我们所追求的公平，是一种补偿后的公平。即给家境贫寒的人足够的经济补贴，以便其可以发挥特长，大放异彩，同时对于出身高位，但学习平庸的人，提供更多类型的潜力开发可能，以便其发现真正的天赋。当然我们的社会目前再后一类型上，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于第一类孩子，上升的通道已经逐渐收窄，几乎很难实现阶级的跃迁。

究其原因，还是话语权的归属性问题。生物学家们总是理想化地希望人类抹平一切社会学属性，从而可以将生物多样性和基因的变化莫测发挥到极致，从而看到更多态的人类。但话语权是掌握在拥有生产资料的群体手中的，那些拥有更多经济、政治或文化资源的人往往更有能力影响社会舆论和决策，从而保证资本在代际间的传承，并用这些力量拉开差距，从而忽略基因上落后的可能性。

以上两种倾向，一种是优生主义，一种是优绩主义，都只是为生物社会或人文社会，生产更为“优秀”的人类后代而努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忽略了个人的心理和情绪，将个人意志放在了无足轻重的位置。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过“无知之幕”原则，又称为“无知的面纱”，就是人们在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成员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觉得，这种对未来均处于无知状态下所制定的规则，才合乎公平。

“无知之幕”原则旨在通过排除个人偏见和利益诉求的干扰，制定出公平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原则。它强调在不知道未来个人在社会中的具体位置和角色时，人们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最大化最不利者利益的原则。

“基因彩票”则揭示了基因差异对个体能力和命运的影响，但作者强调这种差异不应成为评判个体价值的标准。与“无知之幕”相似，它也呼吁社会在分配资源和机会时应当更加公平，避免基于遗传优势的偏见。

公平的实现，总是艰难的，人很难站在天平的正中间。

自然科学家在进行社会学相关的研究时，常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所呈现出的知识结果是十分客观翔实的，但总让人忍不住嘘唏一声，大有一种无能为力之感，我猜想是少了些人文关怀，少了些对个体的悲悯与怜爱。

好在我们有文学家、哲学家的存在。《道德经》第五章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无论在基因、社会阶层、财富容量方面有多大的差距，在“道”的面前是众生平等的，就如同简·爱的那句经典对白：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你我走过坟墓，平等的站在上帝面前。

一切外在皆为虚妄，灵魂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所在。

人的内在价值没有优劣之分，大自然创造的每一种基因组合，都有各自的作用。精英有精英的价值，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力量，我们都不必气馁，毕竟普通人才是世界上的最大部分。

学霸父母不一定能生出学霸孩子，抽中基因彩票的父母，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也能抽中基因彩票。孩子非常可能完全避开父母的优良基因，成为学渣。这种不可预料，何尝不是上苍一种别样的柔情。

公平不是平等，但正义却是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