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曾经说，悲剧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有一个大坏蛋，他害死了很多人，然后好人们聚集在一起，通过各种反抗斗争，最后好人大获全胜，或者是好人没有大获全胜，死了一些。《琅琊榜》应是此类的典型，夏江谢玉之流，很完美的扮演了坏人的角色。

第二重境界，是一个人因为命运的冲击或者生活的变故，不得不做出种种无奈的选择，或者忘情弃爱，或者走向初衷的反面。

第三种就是红楼梦的境界，你找不到一个坏人，也许你讨厌某个人的某些行径，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说，只不过是过了自己的普通生活，争取自己的固化利益，但是这些人一起造就了一个局势，正是这个局势导致整体家国命运日益颠覆，人依附于制度，制度却又伤害人。就这样不可逆转的缓慢走向灭亡。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而写作境界的高低，就在于如何描绘这个毁灭的过程。

《聂隐娘》的电影是以晚唐的藩镇割据为背景的，我曾经向往的绚丽繁华的大唐帝国已日趋黄昏，魏博逐渐与朝廷呈分庭抗礼之势，帝国虽然尚在支撑，却逐渐有了日薄西山之态，所以电影想呈现的景色“半江瑟瑟半江红”、“平林漠漠烟如织”本身就带着一种伤感和苍凉的意味。观影的人知道大唐的结局，局中人却不明白自己日后的归处。我在隋唐史和《明朝那些事》中体悟到的最大的感觉即是历史是由人所组成的。每个人都在局势的洪流和历史的洪流之中坚守或是抗争，因为处在他们的立场上，每个人最初的动机就是治国安邦平天下，可是制度的协调，个性的差异，还有事物发展的各种事态，朋友间那种种微妙的区别所造成的最后分道扬镳路径，政敌相互打击和间或穿插着的那些历史的偶然性，让整个王朝如同一幅人性化的画卷一般，在今人面前徐徐展开。

导演本身，并非是为了讲好一个故事，他是希望把每一个观众带到他所呈现的关于古典中国的感受和体验之中。这其中有唐传奇本身的奇诡与绚丽，大唐的绚丽与普通，色彩的浓烈与寡淡，人性的无奈与坚守。在电影中，舒淇总是冷着一张脸，却仍然有着一些细微的表情变化，在她倾诉青鸾舞镜的时候，她其实倾诉的是自己，是她的孤寂，众人对她的疏离与恐惧，她离开了人群，像割裂情感一样割裂了自己的成长，背离着所有的人与事，为了自己心中一息尚存的类似于动物般的直觉。

这世界上的事，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去述说，同样的事件，截取几个关键点，颠倒顺序，夸大情感，便可描述成另外一番模样，阴谋之所以是阴谋，就在于它常常颠倒因果，混淆是非，把结果和过程颠倒起来描述，把随意的敷衍夸大成刻意的雕饰。

导演大概并不想讲述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只想呈现出一个人快意恩仇和潇洒来去的姿态。如果仅仅是描绘正义战胜了邪恶，加上一些精美的打斗动作和刺杀的神秘感、紧张感，那这大概是金庸武侠片的效果。侯孝贤应该是想呈现出一种灵性孤寂的美感的。

孤独是一种常态，这种情感，只能在内心深处体悟，常常不能用肉眼呈现，不能用语言述说。

这是一种“不得不周旋于世俗”或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在人面临选择的时候尤其会被放大。把孤独用“独自”来呈现，真是最不孤独的了。正如哈姆雷特中那个经典问题一样，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问题。叔本华也说过，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摆荡，一意孤行的选择自我阉割或是成全孤勇，这些过程虽然很痛苦，都会达成一种平和，而世人的常态往往需要我们两全，需要我们在自我阉割适应制度的同时，还要有一意孤行的勇气。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过，中国哲学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就是出世和入世的问题。

如果将《刺客聂隐娘》和《儿女英雄传》对比，同样是女侠，同样是快意恩仇，来去自如，没有任何人世间赋予的是非对错观，一切只凭借自己的喜好，那前者是成功，后者虽然前半部分（女侠大战众僧）的那一段让我十分欢喜，可是后半段却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江湖太大，庙堂很小。檐角瓦砌之上，高瞻远瞩，一览无遗。

有些爱，轰轰烈烈，生死契阔；有些情，温婉含蓄，历久越醇。很多次想接近，却兀自急去。铲除祸根，或可太平，却点到为止，任由他去。

或许“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能换来彼刻一时的宁定，可是这些朝堂风云的变幻，这些世人所赋予的责任，又有多少是不得不去执行的呢？

电影的最后部分，聂隐娘重遇白衣道姑嘉诚公主，师傅说她剑术已成，剑道未成，但是要到很久之后才明白，太执着于“道”，难道不是另一种“我执”吗？

若是电影的本身是要说人性，亦可以在她与表哥的情感上略做文章，对曾经的恋人拔剑相向，她心中又是作何感想呢？

可惜电影之中窈七只有几个表情，不辨她内心的悲喜，她放弃了刺杀，选择离去，如同《白马啸西风》中最后李文秀的离去一样，人还是那个人，情却已成往昔，只能追忆。

她潇洒的连孤独都不必，只是翩然离去吧。内心太空茫，连孤独也不能追上。只有近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还和来路一样。

这就像初学文言文，不懂就一窍不通，破题后，懂得恍然大悟。

这也仿佛人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