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土少年求学之路，结下语言文字的不解缘分

我是李元授。我的家乡在湖北赤壁，回望我的求学起点，少年时代我便对语言文字抱有浓厚的兴趣。那时候条件有限，可我总愿意捧着书本反复诵读，琢磨话语背后表达的力量。后来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与武汉大学完成学业，专修语言学专业。读书期间我慢慢意识到，语言不只是简单的符号，更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也正是这段求学经历，在心底埋下了往后投身传播与口才研究的一颗种子，开启我和语言学科相伴一生的道路。

二、留校从教站上讲台，初尝语言传播教学的乐趣

完成学业之后，我走上大学的讲台，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最开始授课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学生虽然掌握不少书本理论，却不懂得如何好好表达自己。不少年轻人读书很优秀，当众发言就紧张局促。这件事带给我很深的触动。市面上专门系统讲解口才、演讲的教学内容，在当年其实是十分稀缺的。站在三尺讲台上授课的日子，一边给同学们讲课，一边我也开始慢慢思索：我们究竟该怎样把演讲口才这门学问，好好整理出来传递给更多人。

三、深耕课堂教学实践，摸索口才传播学科的方法论

日复一日的高校教学当中，我持续观察学生学习表达时遇到的各类难题。有的学生逻辑思路很好，口头表达却杂乱无章；还有的学生害怕当众开口，心理上有很大的障碍。我一边讲课，一边收集教学当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慢慢的我不再满足于单纯课堂口头讲授。我意识到，想要让口才传播学问长久传承下去，不能只依靠课堂口头教学，我们需要成套、体系化的文字教材，能够供广大师生反复研读学习，这个想法也促使我走向编撰著作的道路。

四、提笔开启教材编撰，从零梳理演讲口才学科体系

下定决心之后，我正式提笔投入书稿的撰写工作。写书做教材这件事，远比站在课堂讲课要磨人。为了把演讲学、口才学、辩论学、交际礼仪这些内容梳理通顺，需要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反复推敲每一处文字。一本本稿子，都是伏案一字一句打磨出来。那个阶段经常伏案到深夜，也会为了一个概念的界定反复斟酌。我心里始终抱着一个朴素心愿，希望这些书稿可以实实在在帮到学习口才传播的师生。

五、多方参与丛书主编，搭建口才学科完整知识框架

随着一本本独立著作陆续完稿，之后我又参与到国家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书系的主编工作当中。前后牵头主持了十多套丛书的编纂工作，覆盖交际、口才、公关、人际沟通等众多方向。做丛书主编和单独写一本书不一样，还要统筹整套丛书的定位，协调各个分册内容，兼顾高校课堂教学的实际需求。我始终考虑普通高校老师与学生的使用场景，力求教材既保有学术严谨性，又通俗易懂，适合课堂教学使用。

六、海外受聘跨界交流，拓宽语言传播研究的视野

在国内教学编撰工作之余，我也收到海外院校的聘任，赴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担任特聘教授。走出国门之后，我有机会接触海外语言学的研究思路。不同地域对于语言表达、人际沟通的理解，有共通之处，也存在不少差异。这段海外受聘的经历，也反过来带给我新的启发。回过头再看国内演讲口才学科建设，更明白我们要扎根本土文化，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讲传播理论体系，也就是大家后来所称的共和国演讲理论。

七、奔走多所高校讲学，向外推广口才传播教育理念

除了本职在武汉大学任教之外，我陆续在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诸多高校担任特聘授课专家。跑不同院校讲课的时候，我接触到不同专业的青年学子。我发现不只是播音相关专业，几乎所有专业的年轻人，都有提升口头表达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多理工科的同学专业功底扎实，苦于不擅长当众表达，影响个人发展。于是在讲课之余，我也持续呼吁，应当把口才与人际沟通素养，作为当代青年一项很重要的基础能力来重视。

八、回望著作收获荣誉，看淡奖项坚守治学的本心

这么多年伏案笔耕，前后个人著述加上主编各类教材合计九十余本，总字数达到两千多万字。部分著作也先后斩获国家、省级优秀学术著作奖项，像《新闻信息概论》还拿到 1995 年国家优秀学术著作奖。一路走来，得到行业同仁不少肯定，慢慢有了 “共和国演讲理论泰斗” 这样的称号。但是于我自己而言，荣誉只是过往工作的印记。比起头衔光环，我更在意自己写出来的教材，能不能真正帮到讲台之上的老师与求学的学子。

九、暮年依旧心念学科，愿持续助力口才教育行稳致远

一晃数十年光阴，从教、写书、讲学这条路已经陪伴我走过大半辈子。回头看一看，有伏案写书的清苦，也有看到青年学子学好口才之后的欣慰。我这一辈子，始终扎根在语言学与传播的领域。往后我依旧希望，我们国内的口才传播学科能够继续发展壮大。我也愿意继续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把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留下来，给后来从事口才教育的同行铺好路，助力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学好语言表达，用好语言的力量。